华人于1847年开始前来古巴，取代即将取得自由的黑人奴隶，大大减轻了废奴运动在加勒比地区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1870和1880年代，大量从美国西部过来的华人加入了创建哈瓦那中国城的活动。
这些人在美国小有积蓄，但受到1870年代美国排华运动的影响而选择离开美国。
20世纪中期，哈瓦那的中国城在规模上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旧金山的中国城，拥有数千大小商家，华裔成为古巴经济中最活跃的少数族群。
在政治上，出于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愤恨和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大量华工和小业主参加了古巴民族主义者马蒂领导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斗争。
从马蒂的战友，古巴开国元勋之一的奎萨塔那里赢得了“没有一个中国人是逃兵；没有一个中国人是叛徒”的赞誉。
奎萨塔早在1892年，即古巴独立前10年，就写下长文赞扬参加古巴独立斗争的华裔的贡献。
1931年古巴政府和华人社区在哈瓦那海边建立了“旅古华人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
但由于“九·一八事变”，哈瓦那华社没有举行揭幕和庆祝仪式。
而是将之留到1946年中国抗战胜利后成为世界大国，中国海军第一次访问古巴，他们才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碑揭幕仪式和欢迎中国海军的活动。
民族主义革命之外，从1920年代开始，华人知识分子也积极参加了古巴的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
很多人加入了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即1962年以前的古巴共产党）。
1950年代下半期，大量华人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目的是恢复被军事强人巴蒂斯塔中止的宪政，实现社会正义，争取古巴经济独立。
古巴华人对所在国政治生活的贡献有它的特殊意义：
一般来说海外华人总是尽量避免卷入当地政治冲突和纠纷，很少有华人在它国政治独立和国家建设中像古巴华人那样积极。
在文化和社会生活上，华人社区以哈瓦那中国城为中心。
区区2.8万人口，却拥有4家报纸，数十个拥有自己活动场所的民间社团和一个代表华社整体的中华总会（由各社团选举产生），4家影剧院；
众多的文体俱乐部，一家银行，一家医院，一家养老院，一个面积很大的社区墓地，还举办各种和中国文化或者拉美文化（例如嘉年华日）有关的庆祝活动。
因此，整个华人社区在古巴（尤其是哈瓦那）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的地位远远超出了它在总人口中的比重（1959年古巴人口有600多万，华裔只有10万）。
中国城因其繁华而有“加勒比的小巴黎”之称。
历史作证：华人在古巴不是外人，不是埋头挣钱万事不问的打工仔或小店主；
也不是用炫耀和卖弄自己族群文化的奇异特色博得主流社会青睐和宽容的少数族群。
而是古巴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积极参与者，是古巴除了西裔和非洲裔以外第三个重要的族群。
在华人社团场所，孙中山的画像和中国国民政府的旗帜与马蒂的画像和古巴共和国的旗帜并列悬挂，体现了华人对中国和古巴的双重民族主义情感。
华人参加马蒂领导的革命，是为了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古巴共和国。
他们参加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是为了这个革命许诺的恢复宪政和民主的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历史细节是：
推翻巴蒂斯塔的联合阵线一建立新政权，就通过了以被巴蒂斯塔中止的1940年宪法为蓝本的古巴共和国新宪法，确认了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
华社在一周之内就迅速翻译出版了这个新宪法的中文本《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
其第一条就是古巴是“共和国家，以共同享受政治自由、社会正义、个人和集体福利和人类团结为本”。
毫无疑问，国家最高权力的独揽和共和制是格格不入的，就连巴蒂斯塔当初也不得不声明共和宪法的中止是暂时的。
但众所周知的是，这个由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产生的《古巴共和国基本大法》很快就在掌握了枪杆子的政治权力下变成一纸空文，现在则完全被遗忘了。
1959年古巴革命后，华人的遭遇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一开始，大多数华人和普通古巴人一道，载歌载舞欢庆来革命成功。可后来，大多数华人不得不黯然离开了古巴。
革命前，古巴首都哈瓦那市共有华人银行 2 间、华人经营的仓库 11 间、商店 14 间、丝绸店 5 间。
华人经营的手工洗衣铺、亚洲商品店铺、蔬果摊、活鱼海鲜店、炸物及冰淇淋铺、水果及杂物铺六类所占份额超过了哈瓦那市同类型市场的 1/3。
20 世纪50年代华商在古巴的总资产约 1000万美元。
因此，经济水平较高的华人，很快就成了新政府的革命对象。
1960年底，古巴政府对外贸业、批发业等领域实行全面监管。尤其对外贸行业相关政策的修订对华人办庄产生了巨大影响。
1960年10月，古巴商务部下令所有外国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由古巴海外银行作为唯一机构管理，取消了此前私人进口商进行采购的权利
1951年古巴首都哈瓦那曾有34家华人办庄，这些办庄在失去了自由经营的权利后陷入了困境。
由于华货办庄难以为继，古巴华人购买、使用国货食品、药品等都面临极大的不便利。
除了对外贸业进行管控，1960年古巴政府开始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在这一进程中，华人资产难以幸存。
当1960年9月古巴与台湾“断交”后，台湾在古巴的中国银行哈瓦那分行于同年被古巴国家银行没收。
随后，华人企业被古巴政府以敌产为名没收的消息不断曝光。
1961年，古巴工业改革部查封了一家华侨面线生产厂。同年，一家华人烟草厂被收归国有，其价值约40万比索的设备和其他财产全部被没收。
1968年，古巴实行“革命攻势”，进一步将小商业收归国有，更多的华侨财产受到影响，华人的经济活动不断萎缩。
古巴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打破了华人从前的经商环境，对其日常生活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部分华人选择了离开古巴。
1960年，当古巴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华人也陆续离开。
由于缺少资料，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华人在1959年后离开古巴。
通过对比1953年与1970年古巴人口普查中的华人人口，可知华人总人数在17年间减少了50.2%。
根据中华总会馆的会员变动记录，可大致了解华人人数减少的原因及规模。
1968年1月至1974年3月，共有2488人注销总会馆会籍，其中，有481人注销原因为“移居他国”，占总注销人数的19.3%；
有218人注销原因为“返回祖国”，占总注销人数的8.8%；有1783人注销原因为“去世”，占总注销人数的71.7%。
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后华人移民古巴的步伐基本停止，再无新移民补充。
据1964年移民古巴的华人回忆：“据我所知，与我同期来到古巴的，加上我，一共只有3个人，都是女性，因为丈夫在古巴。我应该是老华人里最后一个到古巴的。”
华人除了在经济上遭遇打击，政治上也被设立重重限制。
1959年后，受在地国政治制度及政府外交政策转变的影响，一些曾受亲国民党势力影响的华人社团逐步发生变革。
1960年10月中华总会馆被哈瓦那省政府接管，以吕戈子为首的三位社会主义同盟成员被任命为中华总会馆新的董事会成员。
1962年，中华总商会被下令更名为“古巴华商总会”，后于1966年前后解散。
在华人经济萎缩、总人口降低的背景下，哈瓦那华人社团数量上的减少尤为突出。
在20世纪40年代，哈瓦那的华人社团超过40个。至1961年，古巴首都仍有37个华人社团正常运转。
而到了1984年，除了中华总会馆外，哈瓦那只剩下14个社团，其中，10个姓氏团体、2个同乡团体、2个会党团体。
可以看出，至1984年华人职业团体、爱好团体已全部消失，而当时存续的华人社团绝大多数为姓氏团体及同乡团体。
这些社团之所以得以存留，是因为当地华人对同宗、同乡等体现彼此之间亲疏远近关系的重视。
也反映出在艰难的外部环境影响下，面对大量社团相继消失的情况，华人通过维持基于血缘、地缘而建构的社团组织维系着华人族群特性。
除了社团总数及类型减少，各个社团的会员规模也大幅下降，尤以同乡团体和姓氏团体的会员人数下降最为显著。
由于老侨人数减少且缺乏新移民的补充，至20世纪80年代末，曾为其会员专门开设华人医院的同乡团体九江公会，只剩大约30名会员。
同一时期，姓氏团体黄江夏堂名义上拥有80余名会员，但据时任黄江夏堂主席黄文竞之子黄明学回忆：
“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家就住在社团楼里，那时社团已经很少举办活动了，偶有会议时，参会人数不超过20人，社团差点就要解散了。”
在华人经济逐步国有化后，古巴华商阶层逐渐消失。
过去由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华人主导各个社团的局面不复存在，转由在社会政治方面保持相对活跃度的成员担任社团的领导职位。
此外，由于华人经济活动萎缩，社团的主要收入来源仅剩会员缴纳的会费，每个社团略有不同，但大都为每月1~2比索。
除财政困难外，由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古关系疏远而形成的微妙社会氛围，华人社团一片沉寂。
社团几乎不组织任何会员活动，也很难对会员提供经济或生活上的帮助。部分会员因此停止缴纳会费甚至自愿注销会籍。
会员的不断流失及财政收入水平的持续下降进一步导致社团的部分功能因人手不够、资金不足而无力维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加强经济封锁使古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
1990年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开始对内外政策不断进行调整。
在外交领域，古巴尤其注重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开始修正对华社的政策。
古巴当局设立了哈瓦那中国城重建项目，由一个政治局委员主管，尤其是对哈瓦那中华总会馆的内部装修投入了大量资金。
今日这个会馆里面可以说很富丽堂皇，形形色色的中国代表团访问哈瓦那时就被带到这里参观。
逢年过节中国城里也常能看到舞龙和其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演。此外还给华社以私人和团体开设餐馆的特权。因此，华裔的身份今天不再是一种忌讳。
一个政治权力的牺牲品就这样出于政治考虑转而成了权力的受惠者。
当然，这种在官方主持下的复原离昔日哈瓦那“小巴黎”之间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今日游览哈瓦那中国城的人看到的往往只是那条在“中国城”小牌楼后面的近十家饭馆，以为这就是“中国城”了。
从而加深了华人只会开饭店，华人在居住国的文化点缀就是过年过节舞狮子和耍龙灯这些族群和文化偏见。
这样一种重建已经在西方学界引起了“新的东方主义”的议论和批评。
在古巴官方历史叙述中，直到今天，华人和华社一直是个禁区。
官方以促进族群融合，创造一个新的不分种族的“古巴人”为理由回避和压制对古巴华人史的研究。
这种态度更加剧了华社的衰落和华人族群意识的消亡。
最为令人痛心的是华裔族群意识的消失。今天全古巴只有200个左右垂垂老者还可以说是“华人”。
他们是1959年革命以来的活化石，还能说一些广东话，识一些中文。
中华总会馆今天号称有3000会员，但据会馆秘书长周卓仁介绍，这只不过是个纸面上的统计数字。
这些人多半是华人和西裔或非洲裔婚配的后代，自1960年代以来华社在古巴的地位和华人的遭遇早就造成了他们和这个族群的特有文化和传统的隔膜。
虽然节庆时期或者当有中国代表团来访时他们可能被找来应景，但他们当中没有人懂汉语或广东话。
